陈爱贞，陈凤兰 |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基础、发展与对策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

竞合：基础、发展与对策

作者简介

陈爱贞，福建福州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2012—201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2018—2019年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2017年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人才、2021年入选福建省高层次人才（A类）。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长期以来坚持从开放条件下对中国产业创新发展和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问题的研究，主持了国家自科（2项）和国家社科（4项）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0项，在《管理世界》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60多篇。

陈凤兰，福建泉州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背景下，联合产业互补性强的国家或地区构建区域产业链，沿此进行产业升级，并逐步提高在全球分工中的位势，成为中国突破中低端锁定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借助2010—201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可测算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基础和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从国内、国际生产链长度及国内分工率看，中国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强，东南亚和南亚更依赖国际生产分工；同时，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在高、中和低技术制造业上存在错位优势，产业链合作基础好。从产业链供应链供给看，东南亚、南亚高度依赖中国中间投入，尤其在纺织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主导“一带一路”大区域产业链；但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竞合发展上，中国对发达国家依赖度较高，且与印度和新加坡等沿线重点国家合作不足。为此，中国要立足产业链供应链竞合基础，既要引导重点龙头企业在沿线重点国家重点产业加强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本土化延伸发展，也要推动从单向贸易为主转向市场共享型的双向贸易，从而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空间，驱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全球竞合；“一带一路”；生产阶段数

一、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驱动，叠加疫情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正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重心正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当今世界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活力最强的新兴经济带。从中国OFDI流向看，2015年有10%的投资流量投向东盟，超过流向欧盟和美国的比重；就全球OFDI流向而言，近些年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逐渐进入前二十大外资流入国名单。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和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机制的重要平台。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也面临隐患：一是中国技术“卡脖子”问题严峻。《2019中国进口发展报告》显示，2001—2017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年增长率达13.38%，2017年高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33.73%，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的16.15%，且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中，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超过95%。二是受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围堵，中国产业发展容易陷入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在此背景下，联合产业互补性强的国家或地区构建区域产业链（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RIC），沿RIC进行产业升级，并借由主导RIC逐步提高在全球分工中的位势，成为中国突破中低端锁定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此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共建中基于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与市场需求发展潜力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竞合，不但能为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与思路，还能为沿线国家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基础。正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特别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强调，要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很大，中国应先致力于与沿线重点国家构筑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竞合体系，以点带面循序推进。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南亚和南亚人口占比73.18%，GDP占比45.60%。同时，二者在经济发展潜力、消费潜力、制度等方面较沿线多数国家具有优势，且近年来其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逐渐提升，跨国公司也开始把东南亚、南亚国家列为最具投资前景的东道国。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相关报告指出，64%的受访者认为东亚和东南亚“非常”或“极其”重要，43%的受访者认为南亚同样重要。可见，东南亚和南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区域。

基于此，本文利用测度生产阶段数的方法，在测度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南亚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和相互供给情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它们之间产业链供应链的竞合基础和现状。相较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贸易流量数据或对外投资数据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鲜有研究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情况展开研究，本研究是对该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研究层次上，本文不仅将东南亚、南亚各自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现状，探究中国与其竞合的基础，还细分国家和行业层面展开研究，有助于为中国结合各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以及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打造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提供政策依据。第三，本文测算了东南亚、南亚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供给情况，能够考察其当前生产分工衔接的紧密程度，还能为未来合作方向的适当调整提供事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一）产业链分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促使产品生产环节实现了功能上和空间上的分割，形成以“产业链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使得国家间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最终产品转移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各国在其比较优势环节进行最优规模的生产，不但推动了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还促进了国际贸易形式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同时，产业链分工的生产模式还会引起国际市场竞争、生产组织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与速度。

凭借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握，发达经济体往往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并把价值链低端生产工序和环节转移到生产成本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市场势力摄取丰厚的利润。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则存在较大分歧。有的研究认为参与产业链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一是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生产分工的过程中，能够吸收链上的技术溢出并通过“干中学”渠道，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二是参与产业链分工使得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凭借劳动力优势嵌入高技术产业，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关联产业，这能为发展中国家攀升价值链高端提供便捷的路径；三是参与产业链分工，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进而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但也有研究认为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境地。一方面，嵌入产业链分工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致使其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企业嵌入GVC的中低端环节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主动对其进行技术外溢和知识输出，以使其生产出符合自己标准要求的产品，但当发展中国家企业寻求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时，跨国公司通常会通过实施专利保护、提高进口产品质量标准等对其进行拦截，迫使其长期被“俘获”在中低端环节。如Schmiz和 Knorringa研究认为，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Lall等学者也指出，尽管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量和份额迅速提高，但其出口的技术含量并未增加，国际分工地位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的增长也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密不可分。凭借着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积极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中国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和世界级加工制造平台。垂直专业化的生产加工模式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且来自国外增加值贡献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看，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分工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并形成规模经济，进而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然而，该结论也未得到一致的认识。比如，盛斌和马涛研究发现，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工业行业，其国内技术含量反而越低。沈国兵和于欢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区域合作日益深化。同时，中美经贸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导向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构建崭新的利益共享的GVC，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相关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可平衡和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对GVC规则体系的完善，有利于GVC的整体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沿线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这能通过降低合作企业的成本、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并提升内部资源使用效率、增加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优化订货和库存管理、改善交易和生产过程等创造合作价值，实现合作企业的“多赢”，进而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的竞合。

（二）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竞合模式

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重要模式，也是生产过程的资本、技术、资源流动和产出商品交换的重要渠道。对国际投资的资本输出国而言，资本输出既是企业获取东道国资源和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生产方式的移植；对资本接收国来说，外资进入不但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还是当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产出后的商品国际输出交换的环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市场发展，更是投入过程中的要素国际流动，同时还是一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他国衔接、融合的过程。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从国有企业为主体、在基建、能源领域投资为主，转向民营企业为主体、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投资为主。根据《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推投资统计公报》，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中，流向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占比分别为39%和13.8%。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中，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近半，国家级的20个海外产业园区都布局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不但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把中国成功模式推广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比29.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企业超1.1万家，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1/4；同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是中国重要的上游供应来源。

三、产业链供应链竞合指标测算思路

（一）测度方法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大量文献测度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如Feenstra和Hanson、Hummels等分别以中间投入中来自进口的比重以及内嵌于出口品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来衡量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Johnson和Noguera则利用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对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进行测度。不难发现，这些测度方法着重于对产品国内外价值构成或贸易增加值进行分析，并不能真正反映产业链长度和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也无法反映产业链的生产配套能力；同时，这些文献集中于探讨国际生产分工的融入程度，缺乏对一个产业部门国内生产配套和国际生产配套水平的探讨。

在产品工序化生产的背景下，Fally首次提出了生产阶段数的概念，它是参与某产品生产序列的工厂的加权和，其缺陷在于假设国外与国内生产阶段数相同。基于此，倪红福等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阶段数，并将其划分为国内生产阶段数和国际生产阶段数两部分，一定程度上，分别与“国内外包”和“国际外包”对应。生产阶段数越多，表明生产1单位该产品的最终需求需要越多其他产业部门的支撑。可见，生产阶段数既体现了一国产品生产结构复杂度和产业链关联程度，还体现了一国产品生产对国内和国际产业部门的投入依赖，即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和国际的生产配套。据此，本文在一个框架内同时测算特定国家—产业部门的国内、国际生产阶段数来体现其国内、国际生产配套水平。计算过程如下：

（二）数据来源

结合研究目标，本文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测算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各个部门的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其中东南亚地区包含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缅甸和东帝汶在ADB-MRIO没有单列统计，故而本文研究的东南亚地区不包含这两个国家；南亚地区包含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由于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产业链较短，国家间差异性不明显，同时，制造业更精细的全球生产分工方式能够将各国经济更紧密地链接在一起，因此本文侧重研究制造业竞合。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基础

本文先将东南亚、南亚各自视为独立的整体，考察其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状况；再细分国家和行业层面，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作比较，探寻它们之间的竞合基础和空间。

（一）竞合的基础

表1列示了2010—2017年中国、东南亚、南亚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全球（PL）、国内（DPL）、国际生产阶段数（FPL）以及国内生产分割指数（dplrat）的情况。对比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产业链长度，可以发现四点突出特征：（1）PL由高到低排名为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其中南亚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南亚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生产结构复杂度递减，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对高度化。（2）DPL排名与PL排名一致，其中东南亚和南亚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而中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生产1单位价值产品需要更多国内产业部门的支撑，产业链国内关联度高，其次是东南亚、南亚。（3）FPL由高到低排名为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其中中国制造业FPL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南亚自主生产配套能力较差，依赖国际分工；且其有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靠近原材料产地等优势，吸引不少外资企业进驻，带动了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延长了国际产业链条。其中，东南亚的FPL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南亚的FPL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东南亚区域一体化比南亚地区成功，其国与国之间的出口大多是免税的。受惠于原产地原则，东南亚国家出口欧美市场的很多产品也是低税率或者零税率，比中国、南亚同类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优惠”程度大很多，成为其吸引外资进而国际产业链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4）从相对值来看，三者的dplrat由高到低排名为中国、南亚和东南亚，中国保持在85%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相比东南亚和南亚，中国产品的更多生产环节集中在国内，国内自主生产配套能力强，产业链发展较完备。

从变化趋势看，东南亚、南亚的波动较小，而中国的PL、DPL趋升，FPL趋降，使得其dplrat也趋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单位数大幅增加，使得国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国内生产链延长，生产结构复杂度提高。而中国国际生产链变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产业配套能力逐步增强，国内外包替代国际外包的能力增强，使得对国际生产分工的依赖性稍有减弱，生产链逐步向国内转移。二是近年来一般贸易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8年一般贸易比重开始超过加工贸易，且二者差距持续拉大，2017年一般贸易占比60.41%，加工贸易仅31.05%。相比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点，一般贸易则是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以及知识产权、品牌整条产业链集中于国内企业，易引发产业链国际关联度下降。三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周边东南亚、南亚国家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等压力的影响。

（二）竞合基础的国家异质性

1.东南亚国家产业链发展异质性

表2展示了2010—2017年东南亚各国制造业产业链发展情况：（1）依据PL，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越南多数年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其中越南与中国最为接近。（2）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DPL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从FPL看，各国均高于中国，新加坡、越南和柬埔寨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新加坡和越南甚至超过1。（4）从dplrat来看，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相应地，柬埔寨、老挝、文莱、新加坡和越南的fplrat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经济规模较大，除越南外的四国都曾是接棒“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发展的“亚洲四小虎”，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沉淀，制度建设相对完备，国内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因而这些国家国内产业链条较长，国内生产分工率较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越南制造业的产业链长度与中国接近，但与中国主要得益于国内产业链发展不同，越南国际产业链长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越南虽开放较晚，但其效仿中国推进革新开放，经济增长迈入快车道，且其地理位置优越、海洋运输十分便利，人口红利优势明显，因而承接了大量中国等地加工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转移，促进了其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延长了国际产业链。除越南外，新加坡国际产业链也较长，这是因为新加坡是东南亚开放程度最大、投资较便捷的国家，其先进的制造业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投资，带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链的发展。

2.南亚国家产业链发展异质性

表3展示了2010—2017年南亚各国制造业产业链发展情况：（1）多数国家PL位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只有印度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与中国差距甚远，比如，2017年印度PL比中国低0.87。（2）从DPL来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其中印度最高，其余国家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从FPL来看，除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外，其余均位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4）从dplrat来看，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和印度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其中孟加拉多数年份的dplrat在80%以上，巴基斯坦和印度在2015—2017年也开始超过80%。

作为南亚的“超级大国”，印度的GNP占整个南亚约75%，经济发展处于转型阶段，人口庞大，市场广阔，因而PL高于南亚其他国家。此外，包含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内的三国在南亚诸国中GDP总量和人口总量较大，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为其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使其国内产业分工协作程度较高，这为中国企业投资建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较东南亚而言，南亚开放程度较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较低，导致其FPL较低，但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是例外。这主要是因为斯里兰卡教育制度较完善，工人素质较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这在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属最高；同时，该国位于亚欧之间主要商贸路线的中央，便于与欧洲和中东各个市场联系；且其与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有免税协议。基于这些优势，斯里兰卡吸引一些发达经济体前来投资并与其免税国开展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延长了其国际产业链。而尼泊尔作为南亚内陆国家，长期以来对外部经济，尤其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依赖度较高。

（三）竞合基础的行业异质性

我们将制造业部门按照研发投入程度划分为低技术（LTI）、中技术（MTI）和高技术（HTI）制造业，并将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对应技术水平行业2010—2017年的生产阶段数均值统计如表4所示。表4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征：（1）无论中国、东南亚还是南亚地区，随着行业技术水平的上升，其FPL上升，dplrat下降，换句话说，技术越高的行业对国际生产分工投入的依赖度越高。（2）从时间趋势看，无论在LTI、MTI还是HTI中，中国dplrat均趋增，而东南亚和南亚的dplrat总体变化较稳定。这说明随着中国自主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内产业链的不断发展完善，高技术产品生产对国际生产分工的依赖逐步减弱。可见，高技术制造业方面，中国的生产优势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潜在的市场潜力，给中国相关出口企业创造了机遇。（3）差异化的产业优势是产业链相互促进的关键，从DPL看，中国的DPL从高到低排名是HTI、MTI和LTI，而东南亚排名是MTI、LTI和HTI，南亚排名是LTI、MTI和HTI，可见，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各自在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具有优势，即三者存在行业错位优势，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高技术制造业往往是价值链的主导产业，中国可凭借其相对优势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大区域价值链。

作为亚洲三大经济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代表，中国、越南、印度这些经济增长明星国家形成一个梯队，不断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国家在2010—2017年细分行业产业链长度均值作对比分析。根据表5，我们发现：（1）中国制造业部门的DPL大致符合在高技术行业中较高、低技术行业较低的情况，而越南和印度许多中低技术制造业的DPL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形成了前文所述的行业错位优势。（2）越南各制造业的FPL和fplrat均高于印度，尤其越南的高技术制造业FPL普遍在1.5以上，说明其发展严重依赖进口，这为中国相关出口企业提供了巨大机遇。（3）印度高技术制造业（C9—C15）的DPL均高于越南，表明在印度境内的厂商自主研发能力较强。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政府一向推崇高科技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制定一系列政策吸引高科技跨国公司到印度投资，如全球巨头通用电气、西门子、宏达电、东芝和波音公司等已在印度设立制造工厂，大力拉动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也应重视开发与印度制造业的合作空间。

五、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发展

前文考察了竞合基础，本部分测度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以及东南亚、南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以考察其竞合发展现状，挖掘尚存的竞合空间。

（一）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

表6展示了2017年中国给东南亚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供给占各国境外获取的比重。类似地，本文也测度了中国给南亚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供给占各国境外获取的比重，发现三点突出特征：（1）中国对东南亚的供给比重高于对南亚的，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产业合作已经突破了一般贸易层次，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广泛地开展分工合作形成了产业链，而中国与南亚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2）东南亚国家中，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国的投入高度依赖，三个国家制造业境外获取的阶段数中，中国承担的比例分别在45%左右、30%以及25%—30%之间。南亚国家中，中国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生产环节承担比例较高，除一些低技术行业外，多数行业在20%以上。相比之下，印度作为南亚大国以及全球跨国投资的热土，对中国生产投入的依赖度较低，中国与其生产合作有待加强。（3）从具体行业看，东南亚和南亚对中国平均投入依赖度居于前五的行业均是低技术制造业C4以及高技术制造业C12—C15。其中，东南亚C4纺织业对中国中间投入的依赖度达31.6%，在所有制造业中居于首位，这主要由柬埔寨和老挝拉动；而南亚纺织业对中国中间投入的依赖度达17.6%，在所有制造业中居于第二位，主要受斯里兰卡和印度拉动。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在产业链配套、劳动力素质、产品质量等方面较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国家依然有明显的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东南亚和南亚成为纺织产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高技术制造业C12—C15主要涉及机电类行业。一方面，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度提高，设立了一些高科技工业园区，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其自主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较差，对中国关键设备的进口依赖度较高。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机电类商品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的比重达38.2%。

 此外，本文测算了2017年东亚的日韩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给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供给占各国境外获取的比重。结果显示：（1）中国给东南亚、南亚其余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供给要大于日韩及欧美，中国具备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能力。（2）一些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对日韩欧美发达国家的投入依赖度高于对中国的投入依赖。比如，东南亚国家文莱和新加坡的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C9化工产品制造业来自欧美的投入最多；泰国的C12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和C15运输设备制造业、印度尼西亚的C15运输设备制造业、越南的C13机械设备制造业和C14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来自日韩的投入最多。南亚国家中，不丹、马尔代夫和印度的多数高技术制造业来自欧美的投入最多。

作为占全世界人口63%和占全球经济总量30%的消费和投资的重要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早就吸引了大量的日韩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进驻，这些国家在关键技术和品牌方面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如机械、汽车、摩托车、家电等行业。为了与日韩企业抢占这些行业的市场，中国一些企业采取打价格战策略，影响了产品质量与品牌影响力的提升。然而，尽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高技术含量和品牌效应较大的产品上，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与日韩欧美国家企业还有差距，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产业链竞合的优势比较明显：其一，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和项目建设上的集成能力较强，拥有成本低、工期短的优势，可以快速整合资源、扩大订单规模；其二，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企业改造生产流水线和优化组合链条不同环节的能力较强，经营较灵活、高效；其三，即使是纺织、印染等这样的传统行业，中国企业输出的基本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近年来，多数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趋于上升；其四，通过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本土化程度不断深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加工的比重增大，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约30万个，在当地较大幅度地延伸产业链，促进了当地供应链发展。

（二）东南亚、南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与日韩、欧美供给的对比分析

通过观察2017年各区域给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比重，本文发现：（1）东南亚和南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占比较低，且东南亚地区的供给大于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既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相较之下，南亚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还有较大开发空间。（2）东南亚、南亚对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生产环节的承担比例普遍高于高技术制造业，这与前文所述的错位优势有关。（3）中国各行业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获取比重普遍在30%以上，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地区，尤其在高技术行业，差距尤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贸易模式主要是大量进口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组装、加工后出口的“国际市场获取型”的单向贸易。在这种“重国际市场而轻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下，2013年中国47.03%的本土出口企业出现国外市场销售大于国内销售的“市场倒挂”现象，且这些市场倒挂企业的国内销售均值和生产率均值仅为其他出口企业的4.7%和69.5%，这与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机制”形成鲜明反差。与此同时，这种模式的国际贸易不但会冲击发达国家最终消费需求，增加贸易单边保护和各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无法通过上下游关联效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供应链发展，从而无法进一步带动当地收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可见，中国需着力发展市场共享型的双向贸易，为双循环的畅通奠定稳固的产业链基础。

六、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对策

东南亚和南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区域，本文测算发现：东南亚和南亚更依赖国际生产分工，而中国国内自主生产配套的能力较强。同时，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在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上存在错位优势，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从具体国别看，东南亚、南亚国内产业链发展较为完备的国家往往是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越南，南亚的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国际产业链较长，意味着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对外部世界依赖程度较高，市场潜力较大。本研究还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重要地位，具备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能力。然而，相比东南亚，中国与南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尚存较大开发空间，尤其是与南亚大国印度的生产分工有待加强。从具体行业看，东南亚、南亚低技术的纺织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对中国的依赖度较高，要继续推进比较优势产业“走出去”。但也要看到沿线包括印度和新加坡在内的国家高技术制造业更加依赖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入，且中国制造业包括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对发达国家依赖度也较高。

“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展模式为中国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契机，也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而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国际合作和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重要模式，因此，中国需着力从这两方面入手，结合自身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基础和现状，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这既能够带动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发展，也有助于建立中国国内和国际循环的内生关联，推动构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

国际投资方面，根据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各自在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国内生产配套能力上具有错位优势，中国应发挥在“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中的生产优势，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形成“中国技术”与沿线国家“资源＋劳动”新的禀赋优势互补。其一，转移部分生产环节和工序到沿线重点国家，以优化产业结构和重塑产业优势。其二，鼓励机械、运输、电力、通讯等本土优势行业的相关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形成技术互补的开放格局。同时，要加强中国与新加坡、印度等国的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探索和建立“一带一路”技术合作联盟，构建密切和高度融合的“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合作网络。其三，加强沿线国家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本土化经营战略。此外，研究表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加强重点龙头企业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合作，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发展，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国际贸易方面，其发展模式亟需从以市场获取为主导的单向贸易转向市场共享型的双向贸易，这既需要沿线国家提升贸易条件和能力，也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开放市场以及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对沿线国家而言，除了开放承接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进而发展出口贸易，还需要着力于提升自身的软硬件条件。对中国而言：首先，要立足于国内大市场优势，继续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和技术水平，打造完善的产业链以做强内循环；其次，要鼓励建立“一带一路”双边或者多边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消除贸易壁垒，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扩展到区域大合作，形成以中国为辐射点的“一带一路”国家自贸区，积极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最后，要结合沿线国家和国内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培育出口市场以及调整进口产品来源国与结构，着力挖掘新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点。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一带一路”研究》专栏，第40—5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